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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专访|宋协伟:健康设计应建立在各个学科积极参与的基础上
时间:2021-10-15             来源:设计杂志微信公众平台


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建国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健康领域中长期战略规划。编制和实施《纲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举措,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这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我国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重要举措。


《纲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突出了战略性、系统性、指导性、操作性。《纲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站在大健康、大卫生的高度,紧紧围绕健康影响因素(包括遗传和心理等生物学因素、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医疗卫生服务因素、生活与行为方式因素)确定《纲要》的主要任务,包括健康生活与行为、健康服务与保障、健康生产与生活环境等方面。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按照从内部到外部、从主体到环境的顺序,依次针对个人生活与行为方式、医疗卫生服务与保障、生产与生活环境等健康影响因素,提出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等五个方面的战略任务。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发展过程中,健康类产品的创新设计需求量巨大,囊括了保健、医疗、康复等诸多方面,直接决定了人民群众获取健康类服务的质量水平,关乎“健康中国”战略具体落实的成效。因此,迫切需要构建起符合“健康中国”战略发展需求的创新设计理论体系,融合相关领域内的多学科设计资源,共同驱动“健康中国”特色创新设计。为此,《设计》专访了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宋协伟教授,就“设计助理健康中国”话题展开对谈。


《设计》: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内容包括: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医疗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请您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就以上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学术见解和探索。



宋协伟:设计工作所面对的问题已经越发复杂化、全局化,早已超越了装饰、外观或美化造型。其疆域拓展到事物运作模式、产业战略结构、自然环境改变、人类行为方式甚至是文化等系统性、生态性问题。它是人类面临问题时的反馈动作,它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源自于对各个领域智慧成果的有机整合、系统组织。


而健康问题,是人类最重大的问题。自人类诞生以来,健康的定义被不断更新着,维系健康的手段、对疾病的干预措施也在不断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发生着变革,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已经可以使用全人工器官、人为干预生存环境、甚至介入生命密码的编写。


同时,仅凭科技与医学的进步,健康领域所关注的诸多问题,如全周期干预、体系化服务、心理调节等,仍无法得到最好解决。科技的新发现、新发明也需要一系列的学科整合工作来为之匹配应用场景、注入人文关怀,通过多元赋能创造更多价值。


《设计》:您认为可从哪些层面和维度认识“健康中国 设计助力”,”健康设计“涵盖了哪些内容?设计如何为提升国人健康质量、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助力?



宋协伟:用三个关键词回答以上问题,第一,启发创新;第二,链接学科;第三,关怀心灵。


首先,创新是设计工作的灵魂,它具有这样一个使命,即启发多元要素以新的组合模式创造新的价值。随着医疗、人工智能、创新材料等领域研究的发展,大量前沿新兴成果不断涌现,亟待通过设计思维来将其转化为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驱动力。

第二,设计工作是问题导向的,而健康问题是复杂的,无法通过单一学科有效解决,作为纽带链接各个学科共同解决复杂问题是设计的天然属性。


第三,设计工作是立足需求的,从人类的本能与精神世界为出发点,可以为相关领域赋予美和人文关怀,从促进幸福感的提升、关照心灵的角度,补足传统医疗康养的不足,营造更加多维“大健康”的环境生态。


《设计》:“健康设计”会对设计人在知识储备、技术能力等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宋协伟:要具备危机判断力,准确识辨趋势并将危机应对思维植入设计工作;要具备知识整合力和创新领导力实现创新模式和方法的落地化运转;要具备情感洞察力,拓展设计成果的功能属性维度,真正与时俱进地服务于人类情感及心灵健康需求。


《设计》: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持续增长,而人口老龄化加深,但国内对适老设计的重视仍不充分,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促进?



宋协伟:提倡发展参与性社会设计及对话式创新设计,尊重老龄化群体的主体性,而非仅将其当作研究对象来看待。例如埃因霍温学院的设计研究项目“剩下的生命”,旨在通过游戏元素刺激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积极行为改变,帮助家庭成员,促进和改善个性化养老院服务。


通过讲故事游戏,让小区的居民和亲人使用实体照片卡和计算机应用程序收集、共享和排列图像。该研究项目与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合作开发。在这个项目中,“讲故事-移情”是设计师进行创新方式的关键要素。它使设计师能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探索和质疑老年人的出行问题,而不仅仅是同情他们的情况。只有进行这样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为老年人开发出行服务。在这里,人们不仅仅被定义为“用户”,而是设计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项目通过访谈与患者,护理人员和亲戚建立信任关系,并且通过透彻的共同设计和研究过程,建立了一个线下和线下的模型。


再如皇家艺术学院Jeremy Myerson教授牵头的Welcoming Workplace,探讨21世纪知识经济中老龄化劳动力的办公空间设计,研究50岁及以上的新兴劳动力的需求和期望,及如何依靠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延长工作寿命。


《设计》:此次席卷全球的疫情对”健康设计“不啻为一次大考,给您带来的最大感悟是什么?您观察到了哪些”危“与”机“?



宋协伟:“危”与“机”构成了“危险中育机遇”的辩证关系。在疫情期间,中国是2020年内全球唯一实现GDP正增长的国家。我们在有效遏制国内病疫蔓延的同时,也在不断输出援助。这不仅是我国体制优越和先进性的充分体现,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关怀天下的品质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时至今日,我国已经积极投身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诸多领域的全球人类贡献。

我想,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大过全人类的生命存续,因此应当认真反思设计人才的工作初心,树立人类命运最高价值使命,以创新研究带动产业和社会发展。


《设计》:疫情防控的需要给智能产品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您认为是否为设计专业的发展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宋协伟:疫情也许是催化剂,但作为“人类面向未来危机的反馈机制”,设计专业的发展方向一直在。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为例,自2015年起就已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作,它的底层逻辑是:在保持现有学科口径范围优势下,以对中国社会未来形态和经济模式整体研判为基础,以积极应对全球科技、经济和社会变革为契机,以培养具有中国文化立场和全球意识的顶尖人才为目标,以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举措为根本,打破专业壁垒、重组学科交叉、全面深化改革。


从人才识别的高考命题创新,到强调通识、人文与人工智能的基础教育,到以全球问题为导向,锚定人类未来发展模式的新型学科体系建设,再到以学生为中心的开环教学管理体制改革,我们以“战略设计、科技设计、设计思维、产业设计、设计理论”为基本架构重新构建了大学科体系。


我们所坚持的教育观念是:希望学生在变化成为常态的时代,拥有独立的意志,完整的世界观,并懂得不断重塑自己。培育、锻炼他们改变人类世界的魄力、洞察问题本质的判断力、为理想付诸实践的行动力、面对挑战与困境的定力。


在不确定变为确定的时代,问题已经不能用孤立的学科来解决,交叉、跨界已经成为必然。在未来,等待着今天学习者的,是那些目前尚未发明出来的工作。由此,我们通过丰富的交叉学科资源和开环的教育教学管理机制,为学生呈现国际前沿视角,引导他们了解大设计时代的全貌,使他们与人工智能、生态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程、健康关怀等领域架接,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和不确定性。


《设计》:在“后疫情时代”,设计教育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宋协伟:设计教育已由单一技能层面的技能培养转向以专业为基础的社会探讨和问题思考,未来社会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并能通过设计思维与社会语境进行对接的包容性人才。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报告,呼吁围绕地球未来的生存来重构教育。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七个教育宣言,勾勒出2050年及以后的教育,它们是:


第一,到2050年,教育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被批判性重构。教育保留了促进正义的人文主义使命,新使命是通过教育负责任地在地球上共同生存来促进生态正义。


第二,到2050年,人类根植于生态系统之中的观念将深入人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已经没有界限,所有课程和教学法都牢固地建立在生态意识的基础上。


第三,到2050年,教育不再一味宣称人类至上主义。我们不再只依靠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而是在学习如何将人类作为地球上众多生命参与者、创造者和塑造者之一。


第四,到2050年,个人主义的自我文化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围绕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原则重新配置教育,培养乐于助人、善解人意的人际关系,使每个人和一切都成为地球生态社区的一部分。


第五,到2050年,教育学不再把世界定位为学习的对象。教育最基本的主客体二元结构受到了挑战,一种生态意识将所有人类重新定位为生态圈内的人,嵌入到生态系统之中。


第六,到2050年,宇宙政治教育成为主流。教育远远超出了人道主义和以人为中心的主张,教育家完全接受宇宙政治的原则,承认多元性以及不同世界的共存。


第七,到2050年,未来生存教育的目标从人道主义转变为生态正义。我们不再把教育学当作一种纯粹的人类活动,重新调整了世界的教育实践,寻求代际和多物种正义。


《设计》:在“后疫情时代”,您认为专业设计人才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哪些素质和能力凸显出重要性?



宋协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设计师拥有空前大的施展空间和无限的设计资源,但是传统设计工作面临着产业模式革新、人工智能创新、供需关系更新等巨大挑战,因此结合前文所述,向未来发展,应提前布局设计行业的创新变革。


《设计》:当今社会需要怎样的“健康设计”?请分享几个您认为成功的“健康设计”案例。



宋协伟:需要更有“人情味”的设计。例如日本有一家“上错菜料理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设计案例。在这家料理店中,所有的服务员都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其目的是探索阿兹海默症患者能否彼此照应,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另外一个设计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课程成果,本科三年级的魏子雄通过对于皮肤的环境感知现象及其背后的原理,设计了一款像皮肤一样对外界产生自适应反应的鞋履,如遇水皱缩,增加摩擦力并收紧包裹足部。这个设计未来可有效投入于“澡间跌倒”这一威胁老年人生命安全的问题解决中。


《设计》:请给“后疫情时代”的“健康设计”提一些建议。



宋协伟:借用埃佐·曼奇尼在《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中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设计建立在一种人人都有的能力之上,而设计专家的作用就是发起和支持这些开放式的协同设计,利用他们的设计知识去构思并优化出轮廓清晰、目标明确的设计活动。”因此我认为,健康设计应建立在各个学科积极参与的基础上,设计师充分发挥危机判断力、知识整合力、创新领导力和情感洞察力,引导全领域的系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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